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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以宁:改革就是要打开林冲的枷锁

“释放制度红利,就是要打开改革的枷锁,让国有企业按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,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。”

    厉以宁教授认为,目前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是一项改革,要把这项改革进行彻底,就必须要彻底打破“城乡二元化”的户籍制度,要让12亿人口都住到城里去。

    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,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经济方面有两大突破,一是强调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,改变了以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说法;另一个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,让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更多的领域,鼓励民企参股国有企业,同时需要国有企业更加开放,让员工持股。

厉以宁

厉以宁

以下为厉以宁教授的精彩演讲摘录:

       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“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”。第一个问题城镇化。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,但城镇化重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项建设,而是一场改革。为什么?因为中国的经济有它的特殊性,我们知道我们经常采用这个词叫做“二元结构”或者城乡二元结构。这个用法是不妥当的,因为二元结构从古就有, 但是中国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制度化了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,比如说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山东人移民到东北去,无论从水路从陆路到了东北就是自由的天地了,山东的农民到东北可以做任何事情,山东的城里人到了东北去以后,他可以在农村买地、租地,可以搞农业,可以建房子。农村住久愿意进城就进城。所以生产要素“人”这个环节是自由流动的,所以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,只有城乡二元结构。什么时候开始有城乡二元体制呢?1958年。当时户口制度一分为二,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定了,这种情况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,因为户口是两种户口。城乡二元体制应该破除,城乡二元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容的,要建立市场经济我们就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。因为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,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,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,或者是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。

        城乡二元体制有什么阻碍?从城镇化本身来说,城镇化可以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,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、不同的权利,让城乡都能够处在一个权力平等的地位。这是最重要的制度红利,要释放出来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?表现在民间包括农村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,这种积极性没法儿调动起来,两种户口把它限制住了。所以这个叫改革,这个改革的过程就是个释放制度红利的过程。

        怎么改法? 户口一元化的中国的国情,中国户口的一元化双轨制、大城市走计分制的道路,其他的地方包括小城镇在内,走分区推进的办法。上海市是计分制的试点,为什么上海还有计分制?是因为上海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,上海是制造业很发达的城市,近30年来上海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上海的骨干工人、技工、板组长、车间主任已经不是上海人的居民的子弟了,近30年以来已变成农民工了。这些农民工进上海的时候是20岁,现在四五十岁了。这么多年来,他们成为了上海各大制造业工厂的技术骨干、管理骨干。但他们的家属融不进上海的城市社会,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公立学校念书。这种情况下,他们心里是不安的。江苏的南部、浙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制造业的建设,要走新的制造业道路,他们技术工人不足、骨干不足就上海来挖,这种情况下,上海的老工人或者是中年以上的都对他们许诺了,许诺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给你解决城市户口问题,于是他们就想去了,有的也去了,果然解决了。这就给上海一个问题,如果再不留住骨干的农民工,上海的社会将成为空架子。怎么办?研究来研究去最后搞出一个计分制教育区,你的学历、经历、做过的贡献、有没有发明创造,还有其他一些奖励有没有,都折成分数,够了一定的标准,就改为上海城市户口。所以,计分制对大城市来说是必要的。

        那对于小城镇怎么办呢?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点,中国的最大特点就是说地少人多。中国现在的城镇居民,包括没有城市户口的,包括在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户口的大概占了一半多一点。我们学美国学不像了,美国90%几的城镇化率。但西欧是差不多的,如果中国15亿人口有12亿住城里,意味着有6亿多的城镇人口再增加5亿多人,这怎么得了?5亿多人进了现在的城市,土地够吗?淡水供应够吗?就业问题怎么解决?城里就拥挤不堪了。中国必须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。

        中国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,多一个新社区。老城区就是现在已经有的城市要经过改造,棚户区拆迁、工厂污染的搬走,改造成适合人居住的居住的居民区、商务区、服务区、文化区。新城区就是新建的工业园区、高新技术园区、实验区、物流园区等等。那就是新城区也要有居民,不是到晚上灯就黑了,民营企业要进去,小微企业要发展,到了夜里12点都是热闹的,又解决了就业问题,又丰富了人们的生活,而且有人气了。没有这些就没有人气,晚上灯都是关的,一片黑是“鬼城”。但中国的特色在第三点,就是新社区,现在农村中已经建立了新农村了,这些新农村怎么搞?主要是在这里建了一些居民楼,这是不够的。第一园林化;第二走绿色经济道路;第三,公共服务到位;第四、社会保障城乡趋于同样的标准。

        这样的话,新农村就改为新社区了。新社区就是中国式的城镇化的,他们就是未来的新的小城镇。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,中国这些地方不能采取计分制,他们居民户口的一元化是分区推进,这个区成熟了,全盘改,那个区成熟了全盘改。这样,中国城镇化的红利就大大地激发出来了。这是一个方面的。

        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方面主要是两个重大的突破,一个是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。因为过去只提到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,现在是起决定性的作用,一切按市场规则、市场竞争、市场价格来定。另一个重要的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,这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的实现形式。国有企业应该门户开放、领域准入,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,并改为混合所有制;民营企业要鼓励他们去参股国有企业,甚至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;第三个方式就是有条件的陆续要建立或者是发展成为职工持股制度,这就走向了混合所有制经济。所有这些都是创造制度红利的地方,改革的红利、制度的红利将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包括国企、民企都走向了混合所有制,也包括了职工的持股制度。只有职工持股了企业才能变革,这个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。

        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两个层次的改革,作为高层次的是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,因为重要问题是资源的配置。这方面有个重要的问题是,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每种资本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率。生产效率跟资源配置效率相比,长期以来人们惯用是生产效率,投入产出关系,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西方经济界逐渐重视了资源配置效率。资源配置效率什么意思?假定投入是既定的,A方是配置资源有N的效率,B配方资源有N+1效率,这样的话资源有更加多的配置,资本市场就重要了,产权交易平台就重要了,兼并重组就重要了。这是给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启发的。国资委管资本不要管企业。

        国有企业怎么改革?人家都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,人家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,国有企业有自己的法人治理结构,有完善的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,聘请董事总经理,你管它干什么?你不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置于一边了吗?不摆脱行政干预,你就管资本的进进出出就可以了。短期的部门、新兴的产业需要加强投资,国有资本可以进入。如果产能过剩了,如果是效益不好国有资本可以撤出来,国有资本就用活了,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,企业都是独立经营主体。

        说一个例子,《水浒传》林冲发配到沧州,路上经过了柴进的庄上,柴进就留他住下了,庄下有一个教头洪教头瞧不起他,柴进说人家是豹子头林冲,洪教头说他有本事敢跟我比吗?林冲不愿意比,林冲越不愿意比洪教头就越趾高气扬。柴进都看不下去了,说洪教头也是刚来,你就尽管跟他比。林冲打了一两个回合说我不打了认输了,他说我还带着枷锁呢,于是请两个押解的人把枷解开了,结果再比,林冲几棍子就把他打翻到地,结果洪教头羞愧地走了。现在国有企业是带枷锁的,有枷锁怎么施展武艺呢?国有企业要按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,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,这就行了,这就是释放了更多的制度红利。

        所有都说明了我们的制度红利是很多的,需要进一步来讲。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样是释放制度红利的,而且很多国家在工业化、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发展方式,建立新的发展方式。这个制度红利其他国家也有,但有一个制度红利应该是像我们正在做的,最大的制度红利,不是城镇化的红利,不是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红利,也不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,这个红利别的国家都会有,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制度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。社会和谐红利就是社会一定要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,让大家在这样一个气氛下每人都有自己的积极性,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。这个是不一样的。积累才有和谐。发展经济学,整个来说归结为四句话:

第一,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。

第二,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。

第三,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。

第四,和谐是靠和谐积累的。

        要有一个慢慢的积累过程。只有社会和谐红利被释放出来,我们国家不仅成为工业大国、工业强国、创新大国,而且也成为一个社会和谐的范例。

(以上观点是厉以宁教授于12月16日在“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”上发表的主题演讲,内容有删节)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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